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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秦汉三国文书简牍、早期中国国家形态与运行机制等。著有《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 新华社发
参观者在观看武威汉简甲本《仪礼·服传》。新华社发
汉景帝阳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 图片来源：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网站
在考古发现中探索古人饮食秘辛
我们今天的讲座，要从西汉景帝说起。不过我们这次讲的并不是汉景帝在历史上的著名事迹，诸如“文景之治”、平定七国之乱等，而是汉景帝和老鼠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缘起就隐藏在汉景帝的阳陵里。现在我们所见的阳陵，中央是高高的封土，四周是田野。但这不是2000多年前汉景帝葬于此地时的样子，那时阳陵四周有许多建筑，地下也埋有大量随葬品。考古学家经几十年勘探研究，发现阳陵封土四周共有80多条外藏坑，从平面图来看每面约20多条。考古人员对阳陵东侧外藏坑部分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多收藏于附近的阳陵博物馆。其中13号、14号和16号外藏坑出土了不少动物骨骼。经过鉴定，其中有常见的牛、羊、兔、犬，以及猫、狐狸、豹子、四不像、鹿等，还有多种软体动物。其中特别的是出土了两块老鼠骨头，经鉴定认为是褐家鼠。
大家可能会问，外藏坑为何会埋藏如此多的动物骨骼？从丧葬观念来说，汉代人认为人死后在地下仍需吃喝、穿衣、出行，所以会在墓葬中埋入亡者的生前用品，外藏坑中的这些动物当初就是作为随葬食材放入的。而且不仅在地下，在地上皇帝的宗庙中，汉代人也会给已故祖先供应食物。目前推测汉代人一天吃2顿饭，但是汉代人给先帝所供食物的频次却不是这样，文献记载当时每天供应4顿饭，甚至比亡者生前还要多。
对于出土动物骨骼中的2块褐家鼠骨头，曾经有推测认为可能是外藏坑埋葬后，老鼠钻洞进入后死亡，历经上千年被考古人员挖出。当时动物考古学家对阳陵外藏坑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后就判断，除后期侵入外藏坑的褐家鼠之外，其他骨骼都属于汉景帝的生前膳食随葬。
这个判断看似合理，但它是否正确？几年前我偶然看到这样的结论，随即产生了疑问——因为我联想到了河北满城汉墓的出土情况。满城汉墓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之墓。1968年解放军在满城当地施工时发现了山中墓葬，考古人员随后对墓葬进行了发掘。这两座墓均在山中开凿且规模很大，刘胜墓为1号墓，位于南侧；其妻窦绾墓为2号墓，位于北侧。满城汉墓出土了河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
除了器物之外，满城汉墓中还有不少发现：1号墓的北耳室和2号墓的南耳室都有大量不同类型的陶容器，里面装有酒和各类动物骨骼。其中三个陶容器里有许多小骨头，考古人员经过鉴定后判定，1号墓的一个陶瓮（编号1:3502）以及2号墓的陶壶（编号2:2024）和陶罐（编号2：2205）中，有岩松鼠、社鼠、褐家鼠等多种老鼠骨骼，还有黄鼬（黄鼠狼）。这些老鼠数量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只，且有的容器（如陶壶）还有盖。这些老鼠显然不是后期侵入的。考古学者判断，陶罐、陶壶中的老鼠是当时作为食材放入耳室的，而耳室的功能相当于地下厨房，因此推断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生前的食谱中包括老鼠，故下葬时将其作为食材随葬。
无独有偶，近年发现的河南新乡汉墓，其中5号汉墓也出土了不少老鼠骨骼，经鉴定为中华鼢鼠和东北鼢鼠。从生活习性来看，这两种鼢鼠具独居属性、不会聚集，但墓中却同时出土了不少骨骼。结合中山靖王墓以及南越王墓的情况，考古学家推断这些老鼠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食物，作为食材随葬。
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之子，他的食谱中存在老鼠，是否意味着汉景帝也有类似食谱？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父子也可能存在食俗差异，不能直接证明阳陵老鼠的用途。
因此我们再度把目光转回到阳陵。从阳陵外藏坑的构造来重新考察出土老鼠骨骼来自当时随葬还是事后侵入。考古学家提供的剖面图显示，下方两层为木结构外藏坑。上方有两层棚木，盖好后铺放垫土，垫土厚2.88米至3.38米，是汉代修建完外藏坑后铺设的，分若干层；棚木厚14厘米至32厘米，共两层。这样的构造意味着，外面的褐家鼠如果要侵入外藏坑中，需穿过约3米厚的垫土层，还要咬穿十几厘米厚的两层棚木。而根据动物学家的相关研究，褐家鼠的打洞深度一般为1米至1.5米华瑞优配，最深不过2米。由此来看，褐家鼠侵入阳陵外藏坑的概率极低。
至此，结合多方面考古发现，可以得出推论：阳陵外藏坑出土的2块褐家鼠骨骼所代表的个体，并非后期侵入，而是下葬时作为食材与其他动物一并放入的。由此我们认为，汉景帝生前有吃老鼠的食俗。
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说，通过抽丝剥茧了解到汉景帝及其儿子儿媳等人（包括其他汉代人）都曾食用褐家鼠，这只是了解到汉代人的一种特殊饮食口味。不过，这个细节带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最初考古发现阳陵老鼠骨骼，之所以首先判断老鼠并非随葬而是后来侵入，是因为今天的我们没有食用褐家鼠的习惯，大家知道食用这类老鼠有较大的健康危险，故而相关的考古推断也受到了这种现代认知的影响。最初的判断源自我们习惯性地用自身经验去推断2000年前的古人行为逻辑，这就是“以今度古”。我以为这个小故事更重要的意义，是唯有放弃成见才能有所发现、意识到“无知”才能获得新知，才能避免“以今度古”。
简牍深处普通人留下的历史印记
我们刚才说的是大人物的“常事”，在历史研究中，除了大人物的事迹之外，普通人留下的印记也值得重视。
不过，到哪里去寻找普通人的历史材料呢？研究晚近历史时相关材料很多，发现历史细节中的普通人身影相对容易。但是对于我研究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来说，要寻找对应时期的古代普通人材料就不容易了，我们需要借助20世纪以来的史料发现。
国内考古界有20世纪考古“四大发现”的说法，这源于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暑期学校的演讲，当时他提到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我今天要讲的是其中的汉晋简牍。
从1901年开始发现以来，汉晋简牍至今仍有新发现，是四大发现中的“常青树”。从数量上看，目前已发现30万枚汉晋简牍，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前几天浙江绍兴就出土了一些，以后其他地方或许还有新发现。
从地理上看，现在国内出土简牍的地点在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有分布：最南端在广东广州，西南地区云南有大量发现，北边在北京大葆台汉墓和通州副中心汉代潞城遗址的水井里均有出土，最东端是山东青岛黄岛的汉墓，最西端则在新疆，发现了很多批汉晋简牍。
从时间上看，简牍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最晚到公元4世纪的西晋与十六国时期，唐代简牍在新疆也有出土，前后跨越近千年。
从内容上看，简牍里既有《诗经》《尚书》《论语》《道德经》等古代典籍，也有秦汉时期的大量律令，数量更多的是行政文书。还有不少作为墓葬随葬品的简牍，这些简牍保留了众多古代小人物的历史印记，我们通过阅读简牍打捞他们的痕迹，发现他们生活的碎片，以便了解古代普通人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介绍汉代简牍中现身的两位小吏。
第一位叫师饶，我们通过墓葬出土的“名谒”获得了他的历史印记。在位于江苏东海县尹湾村的一座汉墓里，埋藏了很多木简和竹简，其中就出土了一枚名谒，相当于约2000年前的名片。名谒正面写着“进长安令”，表示这是要送给长安县令的；背面记录了送名谒者自己的职务和名字，左下角是他的姓氏和字。由此我们得知，他姓师名饶，字君兄，当时担任东海太守的功曹吏。东海郡位于今天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郡治在今天山东郯城县，师饶的家在今天江苏东海县，离郯城县不远。功曹吏主要负责管理人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属郡一级官员，是东海太守的亲信。
墓葬里除了名谒之外还出土了不少文书，其中一份叫《元延二年日记》，写在竹简上，大概有六七十枚，本身是西汉成帝元延二年的日历。师饶在这份日历的空白处记录了自己这一年的行踪，包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住在哪里。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得知师饶在这一年因公出差80天，住的地方多为传舍和亭，其中住传舍的天数最多。这种情况，我们从很多类似资料里都有发现，当时的小吏经常出差，不仅去附近之地，还要去遥远的都城。比如刘邦起兵前就是秦吏，他曾从老家沛县出发去秦都咸阳。这正是秦汉时期郡县吏的常态。
师饶的日记多数只记录了出差日期和住宿地点，只有九月二十六日这一天记录了他的具体工作：“旦，逐贼，宿襄贲传舍。”这是说师饶这一天奉命去郯城县东北方向的襄贲县一带抓捕盗贼。当时，抓捕盗贼是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按规定，如果盗贼出现三次以上未被抓到，地方官可能会因此被免职。师饶这次参与抓捕，当天却没能完成，随后他在襄贲县住了三四天才返回郡治郯城县，推测任务十分棘手。襄贲县距离郯城县不过25公里，这次任务却耗费多日，足见捕盗难度不小。现在我们在山东郯城县还能看到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县城城墙遗迹，当年师饶工作期间应该曾无数次出入这座城墙。
有日本学者根据师饶的日记，绘制过一张元延二年师饶郡外出差的行动地图：这一年他共外出六次，去过东北方向的琅琊国，也去过西南方向的楚国（楚国都城彭城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师饶曾经多次出差至彭城，且住宿天数亦多，最长一次住了将近20天，和楚王有很秘密的往来。遗憾的是，师饶在日记中并未记录他这期间具体做了什么，推测是在替郡守执行任务。按当时规定，郡守不能随便出辖境，所以他只能派亲信联络沟通，师饶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在师饶记录的元延二年诸多历史细节基础上，我们再对这一年的整个西汉王朝进行审视。在《汉书・成帝纪》的记载中，我们能够找到的元延二年相关内容一共只有四条，其中三条是皇帝行幸各地祭祀或狩猎，还有一条是分封宗室为诸侯王。这一年没有灾荒，也没有地方动乱。以往我们阅读正史，读到类似的天下承平记录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皇帝，诸如成帝、元帝、武帝等等，而通过简牍资料，我们还看到了这些记录背后忙碌的师饶等众多小吏。类似师饶这样的小吏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西汉王朝治下当时和东海郡一样的郡国有103个，县级单位有1587个，小吏总数超过11万。而且11万只是一年的数字，如果一位小吏任职的时间以20年计，整个西汉二百多年的小吏人数应该超过110万。
师饶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在西汉王朝的东端，靠近东海。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一位小吏，则工作在西汉王朝的西端——敦煌郡。大家都知道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还在当地发现了悬泉置遗址。悬泉置是汉代打通河西走廊后，修建道路和交通保障设施时建立的，在这里出土了3万多枚汉简，记录了当时中西交通的珍贵信息。
我们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份记录《鸡出入簿》谈起。这份《鸡出入簿》的时间是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出鸡”记录的是消费吃鸡的情况，“入鸡”记录的是鸡的来源，两者共同构成了这份簿册的全部内容。
乍一看去，这样的记录是琐碎且无聊的。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很多隐藏的历史细节。首先，这份记录是谁做的？是里面提到的“时”，他当时的职务是厨啬夫，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总厨。簿册里面记录了哪些人消费了鸡肉呢？有丞相史、大司农卒史、太医、使者，这些人均来自长安，记录最后注明“东”，意即这些人吃完鸡后向东而去，这说明他们此行是完成西行使命后东返长安。记录里还提到“往来再食”，就是说有些人往返都会在这里消费。除了中央官吏，还有郡级或州级官吏，也都是鸡肉的消费者。而所供鸡肉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悬泉置购买的，另一类是各县提供的。记录里还写明了鸡的价格：“一双鸡80钱。”即一只鸡40钱。
从物价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元康四年西汉大丰收，谷价便宜，一斛谷物只值5钱。一只鸡40钱相当于8斛谷物，汉代一斛谷物约等于今天60斤，8斛即480斤谷物。这样来看，当时一只鸡相当于480斤谷物，可谓非常昂贵。所以只有行经悬泉置的西汉朝廷中枢、郡级和州级官员才能享用鸡肉，而普通官吏每顿饭只能食用三升米或三升粟。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从《鸡出入簿》中发现什么？现在我们如果走汉代人路过悬泉置的这条对应路线，大致是从西安到敦煌共计1693公里，步行大概要394小时，按每天10小时步行算共需40天，沿途均需要食宿。现在这条路上有很多宾馆、饭店，但2000年前的汉代，这条路线上只有官方设置的传舍等机构提供食宿。今天的我们只看到悬泉置遗址，但在西汉王朝治下，当时的全国交通线上有很多这样的设施，构成了一张西汉交通网络。我曾经做过统计，当时西汉治下这样的交通设施共有2057个，每个都要承担接待任务。除了《鸡出入簿》记录的鸡肉消耗之外，往来人员的食宿、马匹、车辆等都需要记录。当时无数个像“时”一样的小吏，每天都进行接待、记录、统计的工作。西汉末年，王朝每年要消费约15.2万只鸡；消耗的粮食更多，不仅供往来官吏食用，还要喂大量马匹，一年共消耗240万斛，相当于当时全国田租收入的2.9%，也相当于运到长安漕粮的60%，总体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从时间轴来看，这样的交通机构不只存在于汉代，后世历朝历代都有，唐代称之为馆驿，宋代叫驿馆或递铺，元代叫站赤，明清叫驿站。有学者曾推算，唐代和清代这类机构的年花费，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10%。正是这些机构支撑着从汉到清诸统一王朝的交通，这些机构中曾有千千万万“时”这样的普通小吏的身影。
除了师饶和“时”，我们在简牍里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普通人历史印记：湖北云梦睡虎地西汉简里，有一批工作日志，其主人叫“越人”，生活在西汉前期文帝时期，墓里出土了他14年的日记，记录了他这些年的行踪；睡虎地还出土过更有名的一批秦简，主人叫喜，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根据他墓里的头骨复原了形象，我们得以看到2000年前这位秦代县吏的模样。
当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轨迹在我们面前日益清晰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没有历史研究观念的发展、没有新史料的发现，我们可能无法看到这些普通人物的历史印记。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形成
在发掘出历史中不易察觉的细节之后，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历史细节关乎着“历史的可能性”。
什么是“历史的可能性”？清华大学历史系前辈学人、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只是“实现了的可能性”，还有更多未实现的可能。我们的历史研究应从“历史现实性”“历史事实”往前一步，研究“历史可能性”，如此研究对象能大幅扩大。用他的话来说“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
以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为例。我们何时进入农耕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栽培稻距今1万年，粟栽培约8000年。按常规认知，有观点认为那时已进入农耕社会。此说有一定道理，从考古发现来看，不同时期稻田、麦田遗址均有发现，比如汉代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出土了田垄遗迹与农民院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篇论文还复原了汉代农舍。但是，当时这样的发达农耕区是否普遍？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的秦代律令（秦始皇统一前后颁布）记载：“新黔首不勉田作，缮室屋。”“新黔首”指东方六国百姓，指他们中不少人不努力种地、不愿修房子，流动性强。再看汉代，虽发现了农田遗址，但《汉书・地理志》记载，除关中、梁宋地区农业发达外，很多地区的农耕水平尚不够发达。班固描述：天水、陇西地区“以射猎为先”，定襄、云中地区“好射猎”（这两地靠近游牧区，受游牧文化影响）；颍川、南阳地区（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百姓“好商贾渔猎”，农耕同样不发达。这些表述提醒我们，至西汉时期，即便在相对发达的北方地区，农耕社会尚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当时农耕更为落后的江南地区。
我们以当时的渤海郡为例。此地是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如今农耕发达，但在西汉中期，渤海郡当地人并不重耕种，依赖渔盐、偏好经商。西汉宣帝时期渤海郡太守龚遂推行“劝课农桑”，要求百姓种树、种菜、养鸡养猪，督促务农，百姓不得不卖刀剑买牛犊从事牛耕，史载当地风俗很快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否真的很快实现，仍可探讨。再如东汉末年的郑浑，他曾任下蔡县（今安徽凤台）、邵陵县（今河南郾城，属颍川郡）县令。彼时南阳、颍川地区人仍不喜欢农耕，偏好渔猎，不重产业，风气持续较久。郑浑任内要求百姓种地、开垦稻田，还鼓励生育。
龚遂、郑浑只是当时众多推广农耕的地方官代表。正是在无数人的持续努力之下，约在7世纪初的唐朝初年，古代农耕社会才最终形成。唐朝初年编写的《隋书・地理志》描述各地风土，多数州均提到百姓“务于农事”“尚稼穑”“重农桑”等，用词略有差异，核心意思相同，和《汉书·地理志》相比，农耕已成燎原之势，南方多地也变为农业发达区。这一过程从战国到唐初，历经约1000年时间。这说明中国农耕社会形成并非单线、必然，而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如若当年是齐国而非秦国统一全国，如若后续历朝无“劝农”政策，如若地方官吏不持续督促，或难有此局面。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发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历史细节与“历史的可能性”之间关系更加重视。
小结
以上向大家介绍了历史细节的多角度发掘与审视。我们所说的“历史”，既指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也指对历史的记录与研究。历史与今昔紧密相连，个人的“小历史”终将汇聚成时代的“大历史”。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进一步发掘，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好地用历史来映照当下、探索未来，我们从历史与历史学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
（本文系2025年11月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文稿整理修订而成华瑞优配，原文稿由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刘师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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